在肇事者逃逸的情形下，法律已明確規定保險公司應在交強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但保險公司承擔賠償責任后，如果不賦予保險公司追償權，并不符合交強險的立法本意。

案情簡介

    2012年2月12日上午，閆某駕駛轎車從江蘇省淮安市清浦區城南鄉回家途中，其所駕轎車右前部與同方向行駛的呂某駕駛的電動自行車左側發生碰撞，造成呂某受傷、兩車損壞的道路交通事故。事發后閆某棄車逃逸，于次日上午到交管部門投案。該事故經交管部門處理，認定閆某駕駛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遇緊急情況采取措施不當，是造成該事故的直接原因，且發生事故后棄車逃逸，認定閆某負事故全部責任。事發后，呂某被送到淮安市第一人民醫院治療，共花費醫療費23012.5元，后經鑒定，呂某構成交通事故九級傷殘。

    轎車系閆某所有，該車在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本起事故發生在保險期限內。2012年12月，呂某將閆某、保險公司訴至法院，要求賠償其各項損失合計86012.16元。2013年3月22日，法院判決保險公司在交強險限額內賠償51265.5元，超出部分由閆某承擔賠償責任。判決生效后，保險公司向呂某支付了賠償款。此后不到兩個月，保險公司又將閆某訴至法院，向其追償賠償款51265.5元。

    雙方觀點

    原告保險公司訴稱：被告閆某駕駛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其行為嚴重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主觀上存在重大過錯，保險公司有權向閆某追償支付的賠償款51265.5元。

    被告閆某辯稱：無論是《侵權責任法》《交強險條例》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都沒有明確規定保險公司有權向交通事故逃逸者追償，交通肇事逃逸并不屬于保險公司可追償的情形，請求法院駁回保險公司訴請。

    法院裁判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閆某在發生交通事故后不及時救助傷者，而是故意逃離現場，主觀上存在嚴重過錯，盡管法律、司法解釋并沒有將肇事逃逸規定為保險公司可追償的情形，但肇事后逃逸與醉酒駕駛、無證駕駛一樣都是嚴重的違反道路交通法律的行為，其所產生的社會危害性極大，如果由保險公司承擔終局的賠償責任，則與鼓勵駕駛人謹慎、安全、守法駕駛的價值取向相違背，因此，在肇事逃逸的情形下應當賦予保險公司追償權。據此，法院判決保險公司勝訴。

    一審宣判后，被告閆某在法定期限內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閆某肇事逃逸的行為屬于故意行為，主觀上存在重大過錯，產生的社會危害性與醉酒、無證駕駛在本質上相仿，甚至更大，根據“舉輕以明重”的法律解釋原則，應當由侵權人承擔最終的賠償責任，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爭議焦點與裁判解析

    本案爭議焦點為：駕駛人交通肇事后逃逸，保險公司在賠償范圍內是否享有追償權？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八條規定：在駕駛人未取得駕駛資格或者未取得相應駕駛資格、醉酒、服用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或者麻醉藥品后駕駛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駕駛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三種情形下，保險公司在賠償范圍內向侵權人主張追償權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釋均未明確規定駕駛人肇事逃逸保險公司是否享有追償權，筆者認為，在此情形下應賦予保險公司追償權。

    首先從交強險性質來看，交強險作為機動車責任強制保險，其具有一定的社會公益性，其設置目的在于保護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的人身損害能夠得到及時有效賠償。而在肇事者逃逸的情形下，法律已明確規定保險公司應在交強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保險公司承擔賠償責任后，如果不賦予保險公司追償權，使得侵權人在嚴重違法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通過交強險轉嫁風險，顯然這并不符合交強險的立法本意。

    其次從肇事逃逸行為本身看，侵權人毫無疑問都具有逃避責任追究的動機，主觀上存在重大過錯，其違法程度與醉酒駕駛、無證駕駛相當，甚至更大。況且，駕駛人肇事逃離現場后，導致事故發生時是否存在醉酒駕駛等違法情形已難以查實，如果讓保險公司承擔終局責任，則無異于放縱了行為人的違法行為，而加重了保險公司的責任，有違公平原則。

    再者從鼓勵駕駛人遵章駕駛的價值取向看，交通肇事逃逸行為既是嚴重違反道路交通法規的違法行為，也是違反社會公共道德的行為，如由保險公司承擔終局的賠償責任，則與鼓勵駕駛人謹慎、遵章駕駛的正面社會價值取向相違背，不利于引導駕駛人謹慎、遵章駕駛。因此，在駕駛人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形下，應當賦予保險公司追償權，讓侵權人承擔終局的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