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直白的說法叫“窮人買保障，富人買理財”，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就人身風險而言，富人是足可以自擔的。比如說某企業家，年收入100萬，負債500萬，資產有一線城市房產約3000平方米。按照我們通常所計算的方法，重疾保額為5倍年收入，即500萬，壽險和意外險保額按10倍年收入＋負債，即1500萬。區區數目也不嚇人呀，賣2套房子不就解決問題了么？
那為什么還要買保險呢？
這就只能從“理財”的角度來考慮了，畢竟，再有錢的人，錢也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尤其是創一代。難道我們就忍心看到積攢下的財富因故大幅度縮減，或者百年之后直接收繳一半？
所以高凈值人群的首要財富目標往往已轉為“財富保全”，“財富傳承”的需求也逐漸顯現。在這方面，風險分散的主要方法應該就是保險配置和跨境資產配置了。
毋庸置疑，人壽保險是一個重要的工具。表面上還是以“人”為標的，實質上已成為“錢”的保險。
這種類型的客戶，“終身壽險＋高端醫療險”的配置方法值得關注。
畢竟，賣房子的邏輯是經不起推敲的，如果能通過規劃，讓財富得以保全傳承，是不是很好呢？
高端醫療險是非常適合高凈值人士的，因為它用每年固定的消費支出，換取高額的醫療保障，是屬于一種止損的手段，同時也能很好地匹配到高凈值人士的身份。本文不作展開。
終身壽險也是非常適合高凈值人士的。因為人的死亡率為100%，所以終身壽險是一種確定會理賠的險種，那么客戶能從終身壽的規劃中得到什么？
人固有一死，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離開的方式可能是早逝，也可能是壽終正寢。但無論如何，離開的概率是100%。所以，我們都避免不了思考死亡的問題。高凈值人士因為有更豐富的財富，牽扯到更微妙的家庭及社會關系，這個問題可能會令他們比較頭疼。那考慮終身壽，至少有以下三個因素：
一解決保障缺口
作為收入穩定的高凈值人士，如高干、高管、高知，本人就是家庭最大的印鈔機，只要本人身體健康、事業順利，家庭就有源源不斷的現金流。壽險保額規劃的第一邏輯，就是保障缺口。
保障缺口=未來收入+ 負債－可變現金融資產(存款、證券等）。
壽險保障的是未來收入，無論如何，用現有資產，比如房產去抵消是說不通的。
負債可能包括家庭負債，也包括企業負債。不欠債的企業很少見，但欠債未還時企業主就因疾病或意外身故的案例卻不少見。如果能有一筆壽險金覆蓋掉這筆負債，就能給繼承企業的孩子減輕不少壓力，就不會因為資金問題引發股東紛爭，進而危及企業經營。
當然，保障永遠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傳統的終身壽是把這一塊保障成本打包進去的，就我的觀察，中國人對于保障始終不是最關注。人性更樂于看見的是因自己壽命長而得到的財富增值，而不樂于去想到因壽命過短而得到的補償。
所以，現在也有新型的增額終身壽，以錢的增值為主，是與傳統終身壽有區別的。
二財富的配置和傳承
舉個傳統壽險的例子，40歲某先生，為自己規劃1000萬保額的終身壽，20年繳費，年繳保費為24萬（貴的公司要26-30萬），累計保費480萬。保單承保，張先生若發生身故，保險公司需要理賠1000萬元，最低24萬即撬動1000萬資金，保費交滿后，480萬也一定會變為1000萬元，因為張先生總有一天要身故，要理賠。
保額和保費之間的杠桿從約40:1 到 約2:1，是穩賺不賠的生意。
而新型的增額終身壽，雖然前期沒什么杠桿，但通過壽長來獲益，大約每20年能翻一番，也是能得到美國爺爺的效果的，甚至更高。
同時，從法律角度來講，指定受益人的壽險能夠確保自己的分配意愿真正實現。
高凈值人士身故后家人為爭奪遺產反目成仇的案例比比皆是。即便訂立了遺囑，因缺乏公證，真偽難辨等各種原因，也難以確保分配意愿真正實現。而且，由于東方文化對遺囑的排斥，立過遺囑的人更是寥寥無幾。
終身壽險相比遺囑，在簡便性、成本、隱秘性、時效性上都有極大優勢，非常適合做財富傳承的規劃。在實務中，需要結合家庭結構、法律工具等綜合規劃。
建議公式: 終身壽險的保額＝40%家庭資產
三未雨綢繆的稅收規劃
雖然中國目前暫無遺產稅，但國際上大部分國家已開征。
中國到底會不會征收遺產稅？學者觀點不一，有的說短期內都不會開征，因為缺乏征收的必備條件；有的說隨時可能推出，因為征收條件已經逐步成熟，且貧富差距過大已成為重要隱患，必須讓劫富濟貧的遺產稅進行財富二次分配。
一旦開征遺產稅，保險可以避稅么？在遺產稅草案中，列明了保險理賠金不屬于遺產。
終身壽的受益人領取的是身故理賠金，符合理賠金的概念，而分紅投資類的保單是不具備這個功能的。因此從法律上來說，終身壽屬于一種最干凈最純粹的保險，也最適于作為規避遺產稅的規劃。
高凈值客戶可以通過身故即賠付的高額理賠金，為子女創造繳納遺產稅的現金。遺產的繼承是必須先交稅才能繼承，有萬貫家財，交不出現金稅款，都繼承不了。